古代官员在仕宦生活中，遇到因国家、君主、臣僚、百姓构建的政治网络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，往往通过汲取教训、总结经验、分析研判、洞悉预测等途径，来予以解决。在化解难题的过程中，展示出古代官员独特的符合实际的仕宦观。古代官员在仕宦生活中，认为奢、恣、愎是为官执政之大患，需要警惕、预防、解决。

　　“奢”是为官之患。如果通过诚实劳动、合法经营，积累起亿万资产，用这个钱来改善生活质量、提升幸福指数无可厚非；如果用这个钱来追求奢华，虽然不违法，但是会遭到道德舆论的攻击。道德舆论攻击的重点在于通过违规敛财来满足无限的物欲，这是古代社会中的为官之患。

　　儒家构建的礼仪秩序，从根本上来讲，是反对奢侈的，《论语》中说：“礼，与其奢侈也，宁俭。”晋武帝时期，豪门大族集体追求奢华的生活。北方世族王济，娶常山公主为妻，成为晋武帝的女婿。王济“性豪侈”“买地为马埒，编钱满之”，时人称为“金沟”；吃饭的时候，以人乳蒸肫，令人惊诧。西晋宠臣何曾，“务在华侈”“帷帐车服，穷极绮丽，厨膳滋味，过于王者”。何曾的奢华之处在于“食日万钱，犹曰无下箸处”，铺张奢靡的生活物资都难以满足其奢欲。这些世家大族的奢华习气，为晋朝覆灭埋下伏笔。

　　“恣”易酿成大错。恣是一种没有节制、过于放纵的行为。古代有恣肆、恣睢的说法。古代官员如果自身言行没有节制，而是过于放纵，会导致祸患的降临。

　　明朝的时候，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随着实力的增强，“残贪，荒酒色”，产生了恣的行为，“侍其强，日益骄恣”。骄恣的也先大权独揽，导致蒙古各部落离心离德。也先由此被部落仇人所嫉恨，遭到杀害。瓦剌从此衰落。

　　从另外一个层面看，如果上级对下级为官之恣疏于管理，采取放纵的态度，最终也会酿成大错。南朝陈宣帝的第二个儿子陈叔陵荒淫无道，经常游荡于墓葬之地，搜刮石志古器，“持为玩弄，藏之库中”；贪恋美色，“府内民间少妻处女，微有色貌者，并即逼纳”。《陈书》评价他“修饰虚名”，通过“执手读书”“高声长诵”来遮掩其为害一方的丑恶行径。知子莫若父，陈宣帝对陈叔陵的种种劣迹非常了解，但是疏于管教和引导，一味纵容，最终导致陈叔陵走上叛乱之路，后兵败被杀。

　　“愎”是做人大忌。愎是一种比较自我、听不进别人不同意见的行为。《左传》：“智伯贪而愎。”智伯是指智襄子，位高权重，对其他臣僚经常表现出因势倨傲的态势。有识之士告诫他不要因此得罪他人，否则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：“主不备，难必至矣。”智襄子狂妄地回答：“难将由我，我不为难，谁敢兴之！”智伯的“贪而愎”为其覆灭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执政之要在于胸怀、气度、格局。容纳谏言即使是带刺的语言亦要接受，否则，容易陷入自我僵化、自我封闭、自我陶醉的境地中而不能自拔，不仅会使自己失败，亦会使原先的盛业转为衰业。历史上非常有为的汉光武帝刘秀，励精图治，实现“光武中兴”。但是纵览刘秀的一生，虽然其光辉的形象彪炳史册，但其因执迷图谶而听不进谏言的这一点瑕疵，终究成为令人深思的教训。刘秀迷信谶纬之学，“多以决定嫌疑”，给朝政带来诸多负面影响。时任给事中的桓谭上疏提出谏言：“今诸巧慧小才、伎数之人，增益图书，矫称谶记，以欺惑贪邪，诖误人主，焉可不抑远之哉！”紧接着，桓谭希望刘秀能够摒弃谶纬之学：“陛下宜垂明德，发圣意，屏群小之曲说，述《五经》之正义。”刘秀听了这番言语后，“不悦”，继而仍然坚持己见地对桓谭说：“吾欲之谶决之，何如？”桓谭以谶纬为非经之说加以排斥，引起刘秀的震怒：“桓谭非圣无法，将下，斩之！”桓谭因口头谢罪而被免于“斩之”，但是最终被贬地方，在路途中忧郁而亡。刘秀这一刚愎自用的行为给他光辉的一生带来了污点。